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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拥有很多拥趸。
一部名著，其实不是一定要去研究它，读过就好，但是读的次数多了，自然感受就会不一样，起码在理解上会有更多不同，这种不同不一定就是好或者更深刻，而是有更多角度和理解。
很多人说水浒太过黑暗，对人性描述太过刻骨，完全是冲着人性的暗处进行着墨，不宜于寓教于乐，更不适合青少年阅读，甚至用一句话来进行过论证，那就是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水浒传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充满了算计、阴暗、权谋，无论是宋江还是吴用，无论是上梁山还是朝廷招安，无论是江湖还是庙堂，都充斥着各种较量，尤其是在梁山这个看似标榜兄弟义气、替天行道的群体里，其实每个人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这点在梁山历次老大更替和一百零八将排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可以说，这既是水浒传实际存在的问题，也是它独特的魅力。中国人本来就懂得算计，施耐庵只不过用自己的笔墨，用梁山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将它展示出来而已。如果将水浒传和其它三部古典名著相比，水浒传还是有自己独特的甚至超越的地方。首先是水浒传是有历史背景的，从水浒传中，你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百态，可以看到朝廷和江湖的关系，也可以看到朝廷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可以看到皇帝和大臣之间的角力，大臣和大臣之间的各种较量，无论是高俅还是蔡京，亦或是童贯都给我们呈现了当时的官场真实面貌。
其实是水浒传有烟火气，有生活味道，能站得住能落地。水浒中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鲁智深的仗义，武松的勇猛，林冲的隐忍，李逵的愚忠，宋江的野心，在水浒中展现得十分充分，而不像红楼梦中的人物，一个个天天谈情说爱，似乎就不用赚钱不用吃饭似的，没有生活的真实感。
说说自己的观点:
“四大名著”这个名词不知是哪位首次提出的，约定俗成估计是五十年代以后。细考究其过程，四本书得享大名，一半是“捧”出来的，一半是骂出来的，《水浒》、《红楼梦》尤甚。不仅有贬低的，而且四大名著都曾是禁书。明中叶田汝成是“骂派”的早期代表，其《西湖游览志余》讲：“（罗贯中）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这种观点在其后的百余年间流传很广，在《续文献通考》、《东西两晋演义序》等不少著述中一遍遍地重复着。
清乾隆十八年、十九年连续下旨查禁《水浒传》，称：“《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三国演义》也曾遭出自名家的严厉批判。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人们对小说空前重视起来，甚至把救亡图强的希望寄托到小说身上。于是有了对旧小说空前高的评价，如称“《水浒》一书纯是社会主义”、“倡民主、民权”云云。李渔在三国志演义序中最早提出四大奇书是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和金瓶梅。后来人们又用红楼梦代替了，金瓶梅，成了四大名著，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肯定了四大名著的说法。
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首先当然是这些名著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所致，但是也与这些小说刊刻之后，一大批眼光独到的小说批评家们极力批点评说有极大的关系。李卓吾批评本《西游记》、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脂砚斋批评本《红楼梦》使他们的名字在人们的心目中与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密切相连。他们不仅开创了中国古典小说批评史的新局面，也使更多的读者通过他们的批评更深入地了解了这些古典名著的精髓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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